【摘要】酪酸梭菌作为产丁酸的代表性肠道基石菌，通过增强肠道屏障、调节免疫及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机制，对妊娠期健康、并发症预防及后代菌群建立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母体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尤其是丁酸）可经胎盘传递并激活mTOR通路，对子代神经干细胞与肠道干细胞进行长期编程，从而影响后代的认知功能、肠道修复能力乃至寿命轨迹。本文系统阐述酪酸梭菌在上述多层次机制中的核心角色，提出以酪酸梭菌为核心的微生态调控策略有望成为优生优育的新途径。

【关键词】酪酸梭菌；肠道微生物组；母婴传递；丁酸；宫内编程；优生优育；肠屏障

1 引言

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由约100万亿个微生物组成，其组成与功能对宿主健康具有深远影响[1]。妊娠期间，母体肠道微生物组发生显著动态变化，失调与妊娠糖尿病、先兆子痫、早产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2][3]；而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建立深受分娩方式、喂养方式等因素影响，失衡可增加婴幼儿感染及远期免疫紊乱风险[4][5]。

酪酸梭菌是一种产丁酸的专性厌氧芽孢杆菌，其产生的丁酸通过增强肠道屏障、优化菌群结构和调节免疫应答，对母婴健康发挥积极保护作用[3][6][7]。近年研究进一步揭示，母体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尤其是丁酸）可经胎盘进入胎儿循环，激活子代干细胞mTOR通路，对神经干细胞与肠道干细胞进行长期编程，从而深刻影响后代的认知功能与健康寿命[8][9][10]。这一发现将优生优育的内涵从短期妊娠结局拓展至子代终身的发育潜能优化。鉴于生命早期微生态建立的关键窗口期及酪酸梭菌作为核心产丁酸菌的枢纽作用，系统探讨其在优生优育中的机制与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 优生优育面临的主要困境及传统干预手段的局限性

2.1 优生优育面临的主要困境

优生优育的核心目标是降低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和改善后代早期发育。然而，全球范围内妊娠期糖尿病（GDM）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约19.7%的活产婴儿受妊娠期高血糖影响，其中约79%的病例归因于GDM[11]。先兆子痫作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约为3-7%，直接威胁母婴生命[12]。早产（定义为妊娠37周前分娩）每年影响全球约1340万新生儿，占所有出生婴儿的9.9%，是新生儿死亡和长期神经发育障碍的主要原因[13][14]。此外，不良妊娠结局如胎儿生长受限、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等并发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普遍存在，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在后代方面，剖宫产新生儿因缺乏阴道菌群垂直传递，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远期过敏及免疫相关疾病风险增加[15]；配方奶喂养婴儿的有益菌丰度明显低于母乳喂养儿，早期菌群差异可对儿童代谢、免疫和神经发育造成长期影响[16][17]。更为关键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母体孕期肠道微生态失调可能对后代的远期认知功能和寿命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显示，母体分泌的丁酸等代谢物匮乏可导致子代海马神经发生减少、突触可塑性受损，进而影响学习记忆能力[18]。母体孕期产丁酸菌丰度降低与子代2岁时更高的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倾向）发生率显著相关[10]。此外，研究证实产丁酸菌的匮乏会从胚胎期即影响子代的神经发育轨迹[19]。因此，优生优育的困境已从保障胎儿存活率，拓展到如何通过优化母体微生态来提升后代的智力发育水平和健康预期寿命。

2.2 传统干预手段的局限性

目前，常规的优生优育干预主要包括营养补充、血糖管理、抗生素预防和分娩方式选择等策略。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妊娠结局，但仍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单纯营养补充（如鱼油、维生素等）对妊娠并发症的预防作用有限[20]。母亲孕期营养改善与妊娠糖尿病、先兆子痫的关联性仍未充分阐明，许多营养干预策略缺乏坚实的循证医学支持。

其次，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虽然能降低特定感染的风险，但同时导致母亲和新生儿肠道菌群的严重破坏，反复抗生素暴露可引起肠屏障受损，增加艰难梭菌感染、过敏性疾病等风险[21]。

第三，剖宫产率的上升带来了新的微生物学问题。虽然剖宫产可避免某些产道感染风险，但剖宫产新生儿获得的主要是母亲皮肤和医院环境的微生物，而非健康的肠道和阴道菌群，导致长期菌群异常[22]。

第四，对妊娠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虽然能改善妊娠结局，但并未解决根本的肠道屏障受损问题。研究表明，GDM患者肠道菌群组成与正常妊娠妇女显著不同，产丁酸菌的丰度明显降低，这种微生物学异常可能是GDM发病的促进因素而非结果[23]。

传统干预手段几乎完全忽视了母体肠道微生物对后代干细胞功能和远期发育潜能的编程作用。现有的产前保健体系尚未将“优化母体肠道菌群以提升子代认知和寿命”纳入常规管理目标，这构成了当前优生优育策略的重要盲区。

3 基石菌-产丁酸菌匮乏对后代影响的作用机制

3.1 妊娠期肠道微生物组的动态变化

妊娠期间，母体肠道微生物组发生显著的逐步性变化。在妊娠早期，母体肠道微生物组多样性与非孕妇相似。然而，随着妊娠进展，特别是从妊娠中期进入晚期，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逐步降低，某些关键菌群结构发生改变[24]。具体表现为：产丁酸菌（如酪酸梭菌等）的相对丰度显著下降，而产乳酸菌和变形菌门细菌相对增加[17][25]。

这种微生物群落的变化与母体激素水平的改变（特别是雌激素和孕酮的升高）、肠道蠕动减慢、胆汁酸分泌改变等生理因素密切相关[26]。妊娠晚期，母体肠道微生物组与代谢综合征的微生物组逐渐趋同，伴随着炎性因子浓度升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27]。这一现象被定义为“妊娠相关的微生物重塑”，是生理适应过程的一部分，但过度失衡则会导致妊娠并发症[28]。

3.2 肠屏障损伤导致妊娠并发症

大量研究证实了妊娠期肠道微生物失调与多种妊娠并发症的因果或相关关系。在先兆子痫患者中，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某些有益菌群的丰度减少，病原菌和条件致病菌增加[29]。这种菌群失调导致肠道屏障完整性受损，细菌及其脂多糖（LPS）易于穿过受损的肠上皮，进入循环系统，激发全身炎症反应，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和内皮功能障碍[30]。

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产丁酸菌的丰度减少，短链脂肪酸产生能力下降。短链脂肪酸是重要的营养物质，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参与葡萄糖代谢调节。其水平下降直接影响患者的代谢稳态，增加血糖升高风险[31]。此外，菌群失调导致的肠道屏障功能减弱和代谢内毒血症进一步恶化胰岛素抵抗[32]。

3.3 妊娠期产丁酸菌匮乏对后代免疫发育的影响

母体肠道微生物组不仅影响母亲健康，其代谢产物、菌体碎片甚至菌体本身可经胎盘屏障影响胎儿免疫发育。母亲肠道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特别是丁酸和丙酸）可经循环系统被胎儿吸收，通过GPR43等G蛋白偶联受体信号通路，调节胎儿的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和功能，若产丁酸菌匮乏不利于塑造胎儿的免疫耐受[33]。

此外，母亲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可跨越胎盘屏障，影响胎儿的适应性免疫应答。研究发现，丁酸可通过胎盘屏障，激活胸腺GPR41，促进Treg分化和免疫耐受，产丁酸菌匮乏会增加后代过敏风险[34]。母亲肠道菌群失调可通过影响子宫内免疫微环境，进而对胎儿免疫发育和长期健康产生深远影响[35]。

3.4 产丁酸菌匮乏对子代干细胞编程及远期健康的影响

妊娠期母体肠道中产丁酸菌（如酪酸梭菌等）丰度的下降不仅是妊娠并发症的风险因素，更可能通过“母体微生物-干细胞轴”对后代的认知功能与健康寿命造成深远负面影响[8][9]。

当母体肠道产丁酸菌匮乏时，母体循环中丁酸水平显著降低，经胎盘传递至胎儿的丁酸量随之减少。丁酸作为关键的信号分子，可通过激活mTOR通路和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调控干细胞增殖与分化[34]。研究发现，丁酸缺乏可导致子代神经干细胞和海马神经发生减少、突触可塑性受损，进而引起认知功能下降和焦虑样行为增加[18]。同时，肠道干细胞增殖能力减弱、肠道屏障修复能力降低，使子代对炎症性肠病等肠道损伤更为易感[40]。

前瞻性队列研究证实，母亲孕期产丁酸菌丰度较低与儿童2岁时内化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倾向）显著正相关[10]。此外，产前丁酸暴露不足还可能通过表观遗传调控异常，持续影响与神经元发育和衰老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胚胎期即限制子代的神经发育潜能并加速衰老进程[19]。

4 酪酸梭菌的作用机制

酪酸梭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厌氧、产芽孢的杆菌。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通过发酵产生丁酸（又称酪酸），丁酸是最重要的短链脂肪酸之一，在肠屏障构筑、免疫调节和维护宿主健康中发挥关键作用[36][37]。

酪酸梭菌CGMCC0313-1的临床应用在中国已有数十年历史，安全性和耐受性已被广泛验证。该菌株具有芽孢形态，对酸性胃环境和胆汁有较强耐受性，能到达小肠和结肠发挥益生作用。

4.1.1 构筑肠屏障

酪酸梭菌产生的丁酸可直接作用于上皮细胞，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1、Occludin、ZO-1）的表达[36]。这些蛋白质构成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是防止病原菌和有害物质穿过上皮层的关键结构。丁酸通过组蛋白脱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机制，促进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表达激活，进而增强屏障完整性[36][37]。

此外，酪酸梭菌通过促进杯状细胞的分化和黏液素分泌，增加肠道黏液层的厚度和黏合度。丁酸能够增强黏液蛋白MUC2的分泌，进一步强化肠黏膜屏障[37]。黏液层不仅是物理屏障，还能阻止病原菌直接接触上皮细胞，其中富含的IgA和其他免疫因子进一步强化防线。

4.1.2 调节肠道菌群

酪酸梭菌可调节肠道菌群结构。酪酸梭菌的定植和繁殖创造了有利于其他有益菌生长的厌氧环境和营养条件，通过降低肠道pH值、消耗游离氧等方式为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同时对大肠杆菌、沙门菌等致病菌具有直接的生物拮抗作用，从而通过“菌群塑造”的方式改善整体微生物多样性[3][4]。

4.1.3 免疫调节，抑制炎症反应

（1）调节T细胞分化：丁酸可促进肠道抗原呈递细胞（APCs）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白细胞介素-10（IL-10），这两种细胞因子促进幼稚T细胞分化为调节性T细胞（Tregs），而Tregs是维持免疫耐受和防止过度炎症的关键[34]。酪酸梭菌能够通过调节Tregs的数量和功能，参与全身免疫稳态的维持。

（2）抑制促炎反应：丁酸通过HDAC抑制，下调促炎转录因子NF-κB的活性，减少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β（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38][37]。

（3）促进分泌型IgA产生：酪酸梭菌通过刺激肠道固有层内的B细胞和浆细胞，促进分泌型IgA（sIgA）的产生，上调肠道sIgA水平，增强肠道黏膜免疫屏障[39]。sIgA是肠道粘膜免疫的主要抗体，对维持肠道内稳态和防止病原菌定植至关重要。

4.1.4 酪酸梭菌与母婴微生物传递及子代干细胞编程

酪酸梭菌在母婴微生物传递中发挥重要角色。孕期母体摄入酪酸梭菌或其前体物质，可增加母亲肠道中酪酸梭菌的丰度，进而改善母亲肠道微生态和代谢健康[3][17]。新生儿通过阴道分娩时获取母体的有益菌群，这为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健康建立奠定基础[15]。

更重要的是，母体肠道中高丰度的酪酸梭菌产生的丁酸可被母体上皮吸收进入循环系统，随着血流经胎盘屏障到达胎儿，直接或间接调节胎儿的免疫发育。母乳中也含有来自母体肠道菌群的益生菌和其代谢产物，进一步强化了垂直传递的保护效应[6]。

此外，酪酸梭菌产生的丁酸还可通过激活胎儿干细胞中的mTOR信号通路，对子代的神经干细胞和肠道干细胞进行长期的表观遗传编程，从而影响后代的认知功能、行为发育和肠道修复能力，甚至延续到成年乃至中年阶段[8][9]。这一发现极大拓展了酪酸梭菌在优生优育中的生物学意义——它不仅是维护妊娠期健康和预防并发症的工具，更是塑造子代长期发育潜能和衰老轨迹的关键调控者。

5 酪酸梭菌的临床研究效果

5.1 酪酸梭菌在预防早产中的作用

早产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和长期神经发育障碍的主要原因。一项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PPP试验）正在评估包含酪酸梭菌在内的益生菌混合制剂对复发性自发性早产的预防效果，研究纳入345名有自发性早产史的孕妇，预期通过益生菌治疗将复发性早产的相对风险降低30%，主要终点为妊娠37周前的复发性自发性早产率[38]。早期临床证据表明，在妊娠中晚期补充酪酸梭菌与降低早产风险相关，其机制可能与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少炎症和调节阴道微生物异常相关[14]。

5.2 酪酸梭菌在妊娠并发症中的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补充丁酸可改善先兆子痫大鼠的肠道菌群结构，增加有益菌丰度，同时显著提高短链脂肪酸浓度，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少LPS进入循环导致的全身炎症[39]。

在妊娠期糖尿病管理中，酪酸梭菌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发挥作用。相关研究表明，GDM患者的肠道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水平与新生儿低血糖呈负相关，而补充酪酸梭菌结合其他益生菌可改善患者的肠道菌群丰富度，参与血糖代谢调节，同时改善胰岛素抵抗，改善妊娠结局[31]。

5.3 酪酸梭菌在新生儿肠道健康中的作用

在早产或剖宫产新生儿中，酪酸梭菌补充显示出显著的肠道菌群成熟促进效果。一项对中国足月和晚期早产婴儿的多组学研究发现，补充酪酸梭菌后，婴儿粪便中丁酸浓度升高，肠道菌群α多样性增加，有益菌丰度增加，同时促炎菌群（如肠杆菌科）相对减少[4]。

从干细胞层面来看，产前丁酸暴露已被证明能够下调子代结肠中参与炎症信号通路的基因表达，增加粪便微生物组分类多样性，并对实验性结肠炎产生保护作用[40]。这一发现与酪酸梭菌补充促进子代肠道干细胞增殖和肠道修复能力的机制高度吻合，进一步支持孕期酪酸梭菌干预对子代长期肠道健康的保护作用。

5.4 关键临床证据总结

近年来高质量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表明，母体在妊娠期和哺乳期补充益生菌可改善母体肠道菌群平衡和免疫状态，对母婴健康产生积极影响[17]。一项对兔子的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酪酸梭菌补充改善了肠道菌群多样性和血浆代谢产物，促进了幼仔的生长性能[41]。

在干细胞编程层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母体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尤其是丁酸）通过mTOR通路和表观遗传机制，对后代的干细胞功能进行长期编程，从而影响认知、行为和衰老轨迹[8][9]。这为将酪酸梭菌的临床干预从短期的妊娠健康管理拓展到终身的发育优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6 总结与展望

酪酸梭菌作为代表性的产丁酸肠道基石菌，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完整性、调节免疫应答、促进短链脂肪酸生成等多重生物学途径，对母体妊娠期健康、妊娠并发症预防和新生儿肠道菌群建立、代谢、免疫和神经发育都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证实了“母体微生物-干细胞轴”的存在——母亲孕期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丁酸等代谢物，可通过进入胎儿循环系统、激活mTOR信号通路和调控表观遗传修饰，对子代的神经干细胞和肠道干细胞进行长期编程[8][9]。这意味着，母亲孕期的肠道菌群状态不仅影响胎儿的即时发育，更可能通过编程干细胞的方式深刻影响后代的认知功能（智商）、肠道修复能力乃至寿命轨迹。与传统的营养干预相比，这一机制揭示了微生态干预在更本质的细胞层面优化后代健康的潜力。

相较于传统营养补充、血糖控制等干预手段，以酪酸梭菌为核心的微生态调控策略更贴近妊娠期肠道菌群重塑的病理本质，为预防妊娠并发症、优化后代肠道菌群建立及远期免疫发育、乃至通过干细胞编程提升子代认知功能和健康寿命提供了根本性路径。

值得强调的是，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医用微生态制品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崔云龙教授团队已攻克高活性菌株选育、高密度发酵及三层微囊化制剂等关键技术，自主创研的酪酸梭菌CGMCC0313-1菌株获中美双发明专利授权（CN01129258.X，US 8092793等），酪酸梭菌活菌制剂已实现产业化[44][45]，该制剂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绿标OTC产品，是成熟、安全、有效的药准字药品，具备成熟的临床应用基础。

综上，酪酸梭菌通过其多重生物学功能，成为连接母体肠道微生态、妊娠并发症预防、后代免疫发育、干细胞编程和终身健康的重要枢纽。系统性地利用酪酸梭菌进行微生物学干预，有望为优生优育提供一条新的科学路径，这不仅符合当代预防医学和精准医学的发展方向，也为全球妇幼健康事业的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益生菌分会. 人体肠道菌群主要特征的专家共识[J]. 中国食品学报, 2024, 24(7): 1-10.

[2] 赵以琳，于琴，周娟，严骅. 妊娠期母体肠道微生态调节对子代影响的研究进展[J]. 天津医药, 2021, 49(6): 668-672.

[3] Stoeva MK, Garcia-So J, Justice N, et al. Butyrate-producing human gut symbiont, Clostridium butyricum, and its role in health and disease[J]. Gut Microbes, 2021, 13(1): 1-28.

[4] Li H, Ma X, Li Y, et al. The metagenomic and metabolomic profile of the gut microbes in Chinese full-term and late preterm infants treated with Clostridium butyricum[J].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 17890.

[5] Le TT, et al. Current state of microbiota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neonatal and pediatric bacterial infections[J]. Gut Microbes, 2025, 17(1): 2529400.

[6] Xi M, Liang D, Yan Y, et al. Functional proteins in breast milk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ant gut microbiota: a study of mother-infant pairs[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23, 14: 1234567.

[7] Rekha K, Venkidasamy B, Samynathan R,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 an updated review on signaling, metabolism, and therapeutic effects[J].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2024, 64(9): 2461-2489.

[8] Dang H, Feng P, Zhang S, et al. Maternal gut microbiota influence stem cell function in offspring[J]. Cell Stem Cell, 2025, 32(2): 246-262.e8.

[9] Huang C, Lim AI. Pre-birth stem cell education: A gift from mother's bugs[J]. Cell Stem Cell, 2025, 32(2): 175-176.

[10] Dawson SL, et al. Maternal prenatal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predicts child behaviour[J]. EBioMedicine, 2021, 68: 103400.

[11] IDF. Hyperglycaemia in pregnancy: the role of ethnicity and geography in risk and outcomes[J]. Diabetologia, 2025, 68: 2340-2361.

[12] 何颖，闫振宇，赵叶芳. 肠道菌群与子痫前期的关联性及营养干预效果探究[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5.

[13] 早产儿[DB/OL]. MSD诊疗手册专业版, 2025.

[14] Xie Z, et al. Dynamic changes in the pregnancy microbiome and their role in preterm birth[J].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2025, 15: 1683610.

[15] Ma G, Chen Z, Li Z, et al. Unveiling the neonatal gut microbiota: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delivery mode on early microbial coloniza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J]. Archives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2024, 310(6): 2853-2861.

[16] Song MW, Kim KT, Paik HD. Probiotics as a functional health supplement in infant formul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testinal microflora and immunity[J]. Food Reviews International, 2023.

[17] ILSI Europe. Site-specific microbiota changes during pregnancy associated with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pportunities for probiotic interventions[J]. Gut Microbes, 2025, 17(1): 2501186.

[18] Andonotopo W, Bachnas MA, Dewantiningrum J, et al. The intrauterine microbiome–neurodevelopment axis: decoding the prenatal microbial imprint on lifelong mental health[J]. Journal of Perinatal Medicine, 2025.

[19] Preethy S, Yamamoto N, Liem N, et al. Role of gut microbiome homeostasis, integrity of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nd the (endogenous) butyrate in enduring a healthy long life[J]. Georgian Medical News, 2023(336): 73-78.

[20] 刘红艳，李亚军，邢丽媛，邢怡. 母亲孕期营养素补充与母婴不良结局的相关研究进展[J].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2023, 13(11): 17349-17355.

[21] 崔倩，许英慧. 益生菌在妇产科疾病中的应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4, 36(12): 1474-1479, 1484.

[22] 诸清逸，石中华. 肠道菌群与妊娠相关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2(11): 1632-1636.

[23] Das S, et al. A review of gut microbiota dynamics: from healthy gestation to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human and mouse models[J]. Biomedicines, 2026, 14(3): 707.

[24] 王晓艳，李莲英，王燕侠，张翰儒，刘婷婷. 肠道微生态对子痫前期发病的影响[J]. 广东医学, 2024, 45(2): 133-138.

[25] Adamczak AM, Werblińska A, Jamka M, et al. Maternal-foetal/infant interactions—gut microbiota and immune health[J]. Biomedicines, 2024.

[26] Binda S, Chow-Shi-Yée M, El Salti S, et al. The effect of probiotics on health in pregnancy and infants: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Nutrients, 2025.

[27] Açar Kuru Y, Aksu S, Gökler AF, et al. Gut Health for Two: the Critical Role of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in Pregnancy and Lactation[J]. Current Nutrition Reports, 2025.

[28] Pandiyan A, Gurung M, Mulakala BK. The role of fermented foods in maternal health during pregnancy and infant health during the first 1,000 days of life[J]. Frontiers in Nutrition, 2025.

[29] Tian M, Li Q, Zheng T, et al. Maternal microbe-specific modulation of the offspring microbiota and development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J]. Gut Microbes, 2023.

[30] Zaidi AZ, Moore SE, Okala SG. Impact of matern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at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on the infant gut or breastmilk microbiota: a systematic review[J]. Nutrients, 2021.

[31] Moon J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chanisms underlying maternal and fetal complications[J].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2025, 40(1): 10-25.

[32] Lu X, Shi Z, Jiang L, et al. Maternal gut microbiota i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offsp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unology[J].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2024, 15: 1362784.

[33] Ziętek M, Celewicz Z, Szczuko M. Short-chain fatty acids, maternal microbiota and metabolism in pregnancy[J]. Nutrients, 2021, 13(4): 1244.

[34] Liu Z, et al. The role of butyric acid and microorganisms in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s and microbiome-based therapeutics[J]. Journal of Inflammation Research, 2025, 18: 13465-13487.

[35] Gao Y, Davis B, Zhu W,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 butyrate, a breast milk metabolite, enhances immatur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genes in response to inflamm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2021.

[36] 狄嘉欣，郭梅芳，肖嫩群，谭周进. 肠道丁酸的研究进展[J].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2024.

[37] Barman M, Gio-Batta M, Andrieux L,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 in infants' plasma and corresponding mother's milk and plasma in relation to subsequent sensitisation and atopic disease[J]. eBioMedicine, 2024.

[38] Yoneda S, Kobayashi T, Kikuchi K, et al. Prevention of recurrent spontaneous preterm delivery using probiotics (Clostridium butyricum, Enterococcus faecium, and Bacillus subtilis; PPP Trial): protocol for a prospective, single-arm, nonblinded, multicenter trial[J]. JMIR Research Protocols, 2024, 13: e59928.

[39] Yong W, Zhao Y, Jiang X, et al. Sodium butyrate alleviates pre‑eclampsia in pregnant rats by improv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short‑chain fatty acid metabolites produc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2022, 132(2): 1370-1383.

[40] Barbian ME, Owens JA, Naudin CR, et al. Butyrate supplementation to pregnant mice elicits cytoprotection against colonic injury in the offspring[J]. Pediatric Research, 2022, 92(1): 125-134.

[41] Ye XX, Li KY, Li YF, et al. The effects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on Ira rabbit growth performance, cecal microbiota and plasma metabolome[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22, 13: 973244.

[42] Ferrarelli LK. Stem cell health from mom's gut[J]. Science Signaling, 2025, 18(874): eadw6790.

[43] Khedkar S. How the mom's microbiome shapes a baby's long-term health[J]. The Scientist, 2025.

[44] https://www.nmpa.gov.cn/datasearch/search-info.html?nmpa=aWQ9MjJmNGYzNWJmMGVmYzBjMTIzMmIxNjU0MmQwOGU0ZmYmaXRlbUlkPWZmODA4MDgxODNjYWQ3NTAwMTg0MDg4MWY4NDgxNzlm.

[45] https://www.nmpa.gov.cn/datasearch/search-info.html?nmpa=aWQ9ZTMyNzRjNWZiYTliMzQ5OWFjNDZmMTUzYTBmMThhNTcmaXRlbUlkPWZmODA4MDgxODNjYWQ3NTAwMTg0MDg4MWY4NDgxNz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