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男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消化科

【摘要】肠道屏障功能受损是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等多种慢性疾病共同的病理基础，其中肠黏膜生物屏障的稳态尤为关键。

产丁酸菌作为肠道健康的基石菌，其代谢产物丁酸为结肠上皮细胞提供主要能量来源，能从多维度维护肠黏膜屏障功能。酪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作为一种理想的产丁酸菌，凭借其卓越的耐酸耐胆盐特性、稳定的肠道定植能力及多靶点的益生作用，在修复肠黏膜生物屏障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本文系统综述了酪酸梭菌修复肠黏膜生物屏障的分子机制及其在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关键词】基石菌；酪酸梭菌；肠黏膜生物屏障；丁酸；临床应用

1 引言

当代社会正面临着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等慢病高发的严峻挑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难题。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病患者已超过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近30%，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的88.5%[1,2]。与此同时，肠易激综合征[3]、慢性腹泻、溃疡性结肠炎[4]等肠道疾病同样广泛流行。作为消化系统的常见顽疾，它们在反复发作中蚕食患者的正常生活，若未有效干预，肠道黏膜在反复损伤修复中可能诱发癌变，这一潜在致命结局让早诊早治刻不容缓[5]。从Science上Thaiss等人[6]证实的菌群紊乱导致屏障破坏的机制，到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Neurath等人[7]综述所揭示的肠道屏障受损驱动肠内外慢性疾病的普遍规律，大量研究已形成共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病，以及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等肠内疾病，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肠内外疾病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病理基础——肠道屏障功能受损[8-14]。而肠道屏障并非单一结构，是由机械屏障、化学屏障、免疫屏障和生物屏障协同构成的整体[15]。其中，肠黏膜生物屏障是维系整个肠道屏障功能的基础，核心是由基石菌-产丁酸菌所形成的“生物防线”。

随着肠道微生态研究的深入，这一观点得到了多项高质量研究的证实：2024年，美国微生物院士赵立平的团队在Cell杂志上发表里程碑式研究，首次系统证实了产丁酸菌构成维持肠道健康的“基石功能群”，其缺失与肠道微生态失衡、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16]。2026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Bisi T. Velayudhan团队也发表综述，再次指出以酪酸梭菌为代表的产丁酸菌是肠道“基石菌”，在保护肠道屏障、调控免疫、消除炎症、维持健康中发挥核心作用[17]。

多项实验研究发现，产丁酸菌匮乏会导致肠道生物屏障、机械屏障[18]（紧密连接蛋白）、化学屏障[19]（黏液层）和免疫屏障[20]的受损。肠屏障受损，肠壁通透性升高，内毒素（LPS）等菌群产物会移位入血[21]。Cani等人[22]的实验中发现，移位的LPS会触发TNF-α、IL-6等炎性因子释放，触发局部乃至全身的慢性炎症反应。这一链条在人群肠道疾病中得到印证：Lu等人[3]对IBS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其肠道通透性及炎症标志物均显著升高；Jie等人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的文章也表示产丁酸菌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肠道中呈现显著的耗竭状态，与健康人群形成鲜明对比[23]。

因此，面对上述疾病，亟需从现在的对症治疗转向对因治疗——补充产丁酸菌（如酪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从源头修复肠黏膜生物屏障，为这些难治性疾病的防治开辟新的方向。本文拟对酪酸梭菌维护肠黏膜生物屏障的作用机制及其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2 肠黏膜生物屏障的结构基础与产丁酸菌的关联

2.1 肠黏膜生物屏障的组成与功能特征

肠道菌群目前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复杂器官，正常成年人体内的肠道细菌总重量可达1～1.5 kg，包括500至1000种细菌，肠道内的细菌数量约为10[14]个，是人类细胞总数的10倍[24]。

事实上，数量巨大的各类细菌，根据功能不同大致分为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有害菌三大类，三者数量占比约为3∶6∶1[24,25]。有益菌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和腹泻、促进维生素合成、排出有害物质并抵御病原体入侵等[24]。那在这么多的肠道菌群中，到底是哪种菌对肠道黏膜屏障最重要呢？其中肠道基石菌——产丁酸菌，在维持肠道乃至全身稳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丁酸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在维持肠道酸性环境、促进上皮细胞能量代谢及增强屏障功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6,27]。

在功能层面，肠黏膜生物屏障是维护肠道内环境稳态的第一道防线，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依赖于肠道共生菌群的协同作用。一方面，生物屏障中的共生菌群（尤其是产丁酸菌）通过竞争性占据肠黏膜黏附位点、消耗营养物质、分泌抑菌物质及维持局部微环境的弱酸性等机制，阻止致病菌在肠壁定植与侵袭[28]。另一方面，菌群的代谢产物（如丁酸）能被肠上皮细胞利用，进而间接影响黏液层的厚度[29,30]、上皮细胞的更新[31-33]及局部免疫环境的稳定[34-36]。因此，生物屏障的完整性是维系整个肠道屏障功能的重要基础。

2.2 肠黏膜生物屏障崩溃（产丁酸菌匮乏）引发多级屏障级联损伤及恶性循环

2.2.1 肠道菌群失调的诱发因素及其对生物屏障的生态学影响

肠道菌群失调是指菌群组成、多样性及功能发生失衡的病理状态[37]。肠道菌群失调通常由广谱抗生素滥用、高脂低纤饮食模式、年龄增长、免疫功能低下及手术、应激、感染等多重因素诱发[38,39]。其中，广谱抗生素的滥用最为典型，抗生素在杀伤病原体的同时非选择性地抑制共生菌群、杀灭肠道基石菌，为条件致病菌的扩增创造了生态位空缺[38]。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叠加、互为条件，共同推动菌群从稳态走向失衡。肠道菌群失调典型表现之一即为产丁酸菌等肠道基石菌的显著耗竭。

图 1 酪酸梭菌修复肠粘膜屏障机制

产丁酸菌匮乏对生物屏障的损害首先表现为菌群生态结构的失衡。产丁酸菌丰度下降直接导致菌群多样性降低、稳定性减弱，并伴随条件致病菌和有害菌的过度增殖[40]。这种生态位的反转使得生物屏障对肠黏膜表面的覆盖与占位效应减弱，生物屏障的基础防御功能被严重削弱[40]。

2.2.2 生物屏障崩溃引发多级屏障级联损伤及恶性循环

产丁酸菌匮乏所触发的生物屏障功能衰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启动肠道局部微环境恶性循环的扳机，逐级削弱化学屏障、机械屏障和免疫屏障，形成级联放大效应[41]。

化学屏障率先受累：短链脂肪酸（SCFAs）（尤其是丁酸）产生菌减少，导致黏液层主要成分MUC2表达下调，黏液层变薄[42]。机械屏障也随之受损：丁酸匮乏使结肠上皮细胞能量供应不足（丁酸可提供约70%的能量），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表达下调，肠道通透性增加，形成“肠漏”[42]。同时，免疫屏障被扰乱：在IgA肾病患者的系统性循环及局部肠道黏膜免疫环境中，检测发现，Th17/Treg平衡失调，促炎因子（TNF-α、IL-6）上调，而抗炎因子（IL-10）减少，黏膜免疫稳态瓦解[42]。

肠道通透性增加时，脂多糖（LPS）等细菌产物能通过受损的肠上皮屏障移位进入血液循环，进而诱发全身性慢性低度炎症反应，形成“产丁酸菌匮乏→丁酸不足→肠屏障受损→肠道菌群失调→慢性低度炎症”的恶性链条[40,43,44]。这一病理过程正是代谢性疾病（如肥胖、2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病共同的早期事件之一[42]，也由此凸显了外源性补充产丁酸菌（如酪酸梭菌）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与逻辑基础。

3 酪酸梭菌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肠黏膜生物屏障中的调控作用

3.1 酪酸梭菌的基本生物学特征

酪酸梭菌是一种专性厌氧的革兰阳性产芽孢杆菌，主要定植于结肠，通过发酵膳食纤维等碳水化合物产生丁酸等短链脂肪酸[27,45]。其使用的历史已超过半个世纪，安全性已得到充分验证[46,47]。酪酸梭菌主要依赖丁酸激酶途径进行代谢，其终产物丁酸具有多重生物学功能[48]。此外，作为肠道内的基石菌，酪酸梭菌还能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增加某些有益菌群（如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丰度[47]。酪酸梭菌的上述特性，使其成为调节生物屏障功能，维护肠道屏障的理想菌株。

3.2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对肠黏膜生物屏障的调控机制

酪酸梭菌对生物屏障的维护作用首先体现在对肠道微环境的重塑。其代谢产生的丁酸，可有效降低肠道局部pH值，营造不利于致病菌生长的酸性厌氧环境[49,50]。这一pH调节机制不仅直接抑制了肠道内产气荚膜梭菌、大肠杆菌等条件致病菌的过度增殖，还通过激活PPAR-γ信号通路，限制兼性厌氧菌（如变形菌门细菌）的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肠道菌群的结构稳定[50,51]。研究显示，在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结肠炎模型中，补充酪酸梭菌后肠道菌群结构发生显著的正向重塑，致病菌丰度明显降低[49,52]。

同时，酪酸梭菌还通过竞争性拮抗作用直接抑制病原体在肠黏膜的定植。研究证实，酪酸梭菌与艰难梭菌共培养时能显著抑制后者的生长，且与婴儿双歧杆菌联合使用时抑菌效果更强[53]。此外，酪酸梭菌对霍乱弧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和产气荚膜梭菌等常见肠道病原体同样表现出明确的体外拮抗作用[54,55]。

除直接抑菌外，酪酸梭菌还通过“交叉喂养”机制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协同增殖。体外共培养实验表明，酪酸梭菌的发酵提取物可使双歧杆菌的活菌数提高24.00%，嗜酸乳杆菌提高42.57%，粪链球菌提高6.76%[56]。这种增殖效应源于酪酸梭菌将大分子多糖分解为低聚糖，为双歧杆菌、乳杆菌等有益菌提供可利用的碳源，形成互利共生的菌群网络。

这种“促有益、抑有害”的双向调节模式，使酪酸梭菌成为维护肠道生物屏障稳态的核心成员。

3.3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改善肠道菌群定植环境

在机械屏障层面上，丁酸是结肠上皮细胞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提供其60%-70%的能量需求[34-36]，这一供能作用主要通过β-氧化途径实现：丁酸进入线粒体后经β-氧化转化为乙酰辅酶A，进入三羧酸循环产生NADH，进而通过电子传递链生成ATP，为肠上皮细胞的增殖、分化和迁移提供能量支持[36,57]。无菌小鼠实验证实，缺乏产丁酸菌时结肠上皮细胞ATP水平显著降低，氧化磷酸化水平仅为正常的30%；而定植产丁酸菌后该水平能恢复至70%，同时细胞自噬水平亦恢复正常[57]。丁酸通过能量供给维持肠上皮细胞的正常更新与稳态，为肠黏膜生物屏障的稳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代谢基础。

酪酸梭菌能显著上调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和Claudin家族的表达，降低肠道通透性，巩固上皮屏障完整性[31-33]。研究显示，在致病性大肠杆菌诱导的炎症模型中，酪酸梭菌预处理能剂量依赖性地逆转ZO-1、Claudin-3和Occludin的表达抑制[31]。同时，在氧化应激或炎症损伤模型中，丁酸能通过激活AMPK通路增强上皮细胞跨膜电阻，进一步巩固机械屏障的完整性[58]。紧密连接蛋白的加强和通透性的改善，为肠道菌群在黏膜表层的稳定定植提供了物理结构上的关键支持。

在化学屏障方面上，酪酸梭菌能通过抑制Notch信号通路上调MATH-1表达，促进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MUC2，增厚肠道黏液层[29,30]，同时酪酸梭菌能分泌酪酸梭菌素等抗菌物质，直接抑制病原体在肠腔中的存活。黏液层的增厚与抗菌物质的分泌，共同构成了宿主与菌群之间的化学隔绝层，不仅为共生菌提供了适宜的定植微环境，也减轻了病原菌对生物屏障的竞争压力，从而间接巩固了生物屏障的功能。

3.4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调节肠道免疫微环境以维护生物屏障功能

在免疫屏障层面，酪酸梭菌在调节免疫、减少病原体及毒素对生物屏障的侵袭方面，同样发挥关键作用，其免疫调节效应从局部黏膜免疫延伸至全身炎症调控，多维度地为生物屏障的稳定维持提供免疫支持。正常生理状态下或是炎症与疾病状态下，其代谢产物丁酸能通过GPR43和HDAC抑制途径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建立肠道免疫耐受[59]。在肠道黏膜免疫微环境及炎症损伤修复中，酪酸梭菌还能够通过诱导抗炎型IL-10⁺巨噬细胞积聚、促进巨噬细胞向M2修复型极化、通过激活PPAR-γ通路增强巨噬细胞的胞葬作用以清除凋亡细胞等多种途径和机制调控巨噬细胞功能，从而缓解炎症对生物屏障结构的侵蚀[60-62]。

酪酸梭菌能够明显抑制炎症，研究表明，从肠道局部炎症到全身性免疫炎症中，酪酸梭菌干预能显著抑制LPS/TLR4/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下调TNF-α、IL-6、IL-1β等促炎因子的表达，同时上调抗炎因子IL-10，并诱导B细胞产生分泌型IgA（sIgA），增强黏膜防御能力[32,59]。上述抗炎与黏膜防御效应的协同发挥，能有效降低肠道通透性增高的风险，为生物屏障的完整性提供关键的免疫保护。此外，酪酸梭菌还能通过肠-器官轴发挥全身性免疫调节功能，从系统层面间接减轻全身性炎症对肠黏膜生物屏障的远程损害[59,63]。

4 酪酸梭菌及丁酸在肠道屏障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4.1 在肠道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溃疡性结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普遍存在产丁酸菌丰度的明显降低的情况，这为外源性补充酪酸梭菌提供了病理生理学依据。在轻中度UC的常规治疗基础上，美沙拉嗪联合酪酸梭菌的临床缓解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单用美沙拉嗪，且复发率和不良反应更低[64,65]；在中重度UC患者中，酪酸梭菌CGMCC0313-1联合英夫利西单抗的临床总有效率达91.80%，显著高于单用组（75.41%）[66]。以上证据表明，无论是一线氨基水杨酸制剂还是生物制剂，酪酸梭菌均表现出良好的增效减毒作用，其临床价值已超越单纯的“辅助”定位，而应被视为UC综合管理策略中的有效组成部分。

肠易激综合征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以肠道动力异常和内脏高敏感为核心特征，产丁酸菌匮乏是诱导其发病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酪酸梭菌能够对IBS-D患者的总体症状、生活质量及排便频率等方面起到全面改善作用[67]。在常规解痉治疗基础上，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奥替溴铵治疗4周后，治疗组显效率达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67%（P<0.05）[68]。综合来看，酪酸梭菌对IBS-D的疗效已获得从单中心小样本到多中心大样本研究的逐级验证，证据链较为完整。其作用不仅在于缓解症状，更在于从调节菌群失衡的根源入手，为IBS-D的功能性胃肠病治疗提供了病因学层面的干预思路。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及肠道感染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是产丁酸菌匮乏典型的临床后果。在儿童人群中，一项纳入29项随机对照试验、4096例患儿的Meta分析显示，酪酸梭菌活菌组AAD发生率较对照组降低了71%[69]，效应量可观且证据等级高。在更为凶险的艰难梭菌感染（CDI）中，酪酸梭菌的作用机制已较为明确——通过产生抗菌物质直接抑制病原体、促进有益菌定植以恢复微生态平衡、抑制毒素活性以及激活中性粒细胞和Th17细胞介导的宿主防御，形成多重协同防护[70]。上述证据表明，酪酸梭菌在肠道感染的预防与辅助治疗中具有双重价值：在AAD中体现为预防的高效性，在CDI中则体现为多靶点干预的机制优势。这提示酪酸梭菌适用范围应从抗生素相关场景拓展至更广泛的肠道感染防控领域。

慢性腹泻

与急性腹泻多由特定病原体感染引起不同，慢性腹泻是肠道微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失衡与肠黏膜屏障功能的慢性受损引起的[71]。

临床研究已经验证了酪酸梭菌在慢性腹泻中的干预效果。吕俊玲等人发表的系统评价共纳入7项临床研究、涉及1122例患者，结果显示酪酸梭菌制剂在预防与治疗儿童及成人多种腹泻方面均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72]。一项纳入80例婴幼儿慢性腹泻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醒脾养儿颗粒治疗基础上加用酪酸梭菌活菌颗粒治疗9天后，联合治疗组的腹痛、腹胀、腹泻及大便性状改善时间均显著短于单用醒脾养儿颗粒组，联合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73]。此外，一项纳入98例慢性腹泻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烧山火针法联合酪酸梭菌活菌胶囊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91.84%，高于对照组75.51%(P<0.05)[74]。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慢性腹泻效果确切，可促进症状缓解，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安全性良好。

图 2 酪酸梭菌临床应用

4.2 在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产丁酸菌匮乏已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75,76]。一项纳入了12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利拉鲁肽治疗2型糖尿病的总有效率达95.00%，显著高于单用利拉鲁肽组的83.33%（P<0.05）；联合用药组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单用利拉鲁肽组（均P<0.05），血脂指标（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及血清趋化素水平亦显著降低（均P<0.05）[77]。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二甲双胍治疗2型糖尿病的总有效率达90.91%，显著高于单用二甲双胍组的72.72%，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7.27% vs 16.36%）；联合用药组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均显著降低，同时免疫功能改善、炎症因子水平下降（均P<0.05）[78]。

在肥胖相关研究中发现，酪酸梭菌可通过其代谢产物丁酸发挥抑脂作用：口服补充酪酸梭菌可降低小鼠体重增长速度与白色脂肪组织重量、减小脂肪细胞体积，并下调脂肪形成相关基因的表达。进一步研究显示，酪酸梭菌处理能增加白色脂肪组织中调节性T细胞（Treg）比例，并通过激活Wnt10b表达，抑制脂肪细胞的分化与形成[79]。在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模型中，酪酸梭菌处理还可减轻脂肪肝、改善糖耐量异常，从而改善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80]。

上述表明，酪酸梭菌通过纠正产丁酸菌匮乏、修复肠道屏障及减轻炎症反应，在2型糖尿病及肥胖相关代谢紊乱中展现出超越单纯降糖的系统性干预价值。以酪酸梭菌为代表的产丁酸菌补充策略，将成为代谢性疾病肠道源头干预的新方向。

4.3 在心血管疾病当中的应用研究

动脉粥样硬化（AS）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产丁酸菌匮乏通过“肠-血管轴”诱导其发生发展[59]。在AS防治方面，研究显示，酪酸梭菌干预能显著减少主动脉斑块面积，改善血脂谱，降低循环促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水平，能有效抑制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反应[81]。机制层面，酪酸梭菌能够通过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强肠道屏障完整性，抑制LPS/TLR4/NF-κB信号通路，并下调Th1/Th17促炎反应、促进巨噬细胞向M2抗炎表型极化[59]。血清代谢组学分析进一步揭示，酪酸梭菌能显著下调亚油酸及其下游代谢产物水平，提示其能通过调节宿主亚油酸代谢发挥抗AS作用[81]。

在心功能保护方面，丁酸作为酪酸梭菌的核心代谢产物，展现出直接的心脏保护效应。研究发现，丁酸（0.56 mmol/L）能使心输出量提升48.8%、左心室射血分数提高39.6%，同时降低全身血管阻力33.5%；在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模型中，丁酸能使心肌梗死面积减少81.7%[82]。此外，丁酸还能减轻血管紧张素II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和胶原纤维沉积[82]。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在AS中多维度协同发挥作用，同时对心脏功能具有直接的正性肌力和血管舒张保护效应。其应用已从肠道疾病的辅助治疗，拓展至心脑血管疾病的血管保护与心功能改善领域。

4.4 在肿瘤中的应用研究

在抗肿瘤免疫层面，丁酸作为酪酸梭菌的核心代谢产物，已被证实能通过激活CD8⁺T细胞增强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应答[83]。更重要的是，丁酸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存在协同增敏的潜力，为“活菌制剂+免疫治疗”的联合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与产丁酸菌匮乏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在直肠癌根治术基础上加用酪酸梭菌胶囊，能显著优化肠道菌群结构（革兰氏阳性球菌降低约50%，阴性杆菌降低约24%），并上调MUC2和SIgA表达、下调NO水平，缓解术后机体炎症反应，改善肠道屏障功能，促进患者术后康复[84,85]；其中，酪酸梭菌能有效增强肠黏膜上皮屏障功能，维护肠道菌群稳态，显著缩短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降低腹泻和腹胀发生率，促进肠功能恢复[86]。这提示酪酸梭菌不仅是治疗手段，更能通过重塑肠黏膜屏障，为术后恢复创造有利的微环境。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肠黏膜生物屏障失衡是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及肿瘤等慢病的共同病理起点，产丁酸菌匮乏引发的屏障级联损伤与炎症恶性循环，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核心环节。酪酸梭菌凭借耐酸耐胆盐、高效定植结肠的独特优势，可通过产生丁酸重塑菌群结构、拮抗致病菌、强化肠上皮紧密连接、调节黏膜免疫、抗炎等途径，从根源上修复肠黏膜生物屏障。在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肠道疾病，2型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及癌症防治中，酪酸梭菌均展现出确切的临床疗效与多靶点干预价值。

酪酸梭菌作为产丁酸基石菌的代表性菌，我国在酪酸梭菌的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我国现有基于CGMCC0313-1菌株开发的酪酸梭菌活菌制剂，攻克了高密度发酵、三层微囊包埋技术，具备室温储运、耐胃酸、耐胆汁的特性，方便患者使用，并且服下之后能顺利到达结肠定植，稳定产丁酸[87,88]。相关技术已获得中美两国发明专利授权（ZL 200610086642.3，US 7785581），是目前国内外唯一获得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药用产丁酸菌，相关制剂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国药准字S20040084、S20040088等），具备明确的药用价值与工业化生产基础[87,88]。

未来，需进一步深化酪酸梭菌菌株优化与作用机制研究，探索其与传统药物、免疫治疗的联合方案，构建个体化微生态干预体系。同时，应推进大样本、长周期临床研究，完善其在慢病一级预防中的应用证据，推动酪酸梭菌从辅助治疗向核心对因干预转变，为破解全球慢病高发难题提供微生态防治新策略。

参考文献

[1]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J]. 营养学报, 2020; 42(6): 521.

[2] 固镇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慢性疾病健康数据统计, 2026–07–08

[3] Lu Z, Liping D, Yixuan L, et al. 中国人群肠易激综合征患病率和相关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 中华内科杂志, 2014; 53(12): 975.

[4] 王吉耀, 葛均波, 邹和建 (主编). 实用内科学 (第16版)[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2.

[5] Shahgoli V K, Noorolyai S, Ahmadpour Youshanlui M, et al.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olitis, and cancer: unmasking the chronic inflammation lin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lorectal Disease, 2024; 39(1).

[6] Christoph a Thaiss M L, Inna Grosheva,Danping Zheng,Eliran Soffer,Eran Blacher,Sofia Braverman,Anouk C Tengeler,Oren Barak,Maya Elazar,Rotem Ben-Zeev,Dana Lehavi-Regev,Meirav N Katz,Meirav Pevsner-Fischer,Arieh Gertler. Hyperglycemia drives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and risk for enteric infection[J]. Science, 2018; 23;359(6382):1376-1383.

[7] Neurath M F, Artis D, Becker C. The intestinal barrier: a pivotal role in health, inflammation, and cancer[J]. 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25; 10(6): 573–592.

[8] Martel J, Chang S-H, Ko Y-F, et al. Gut barrier disruption and chronic disease[J]. Trends in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2022; 33(4): 247–265.

[9] Di Vincenzo F, Del Gaudio A, Petito V, et al. Gut microbiota,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a narrative review[J]. Internal and Emergency Medicine, 2023; 19(2): 275–293.

[10] Tang W H W, Kitai T, Hazen S L. Gut Microbiota i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J]. Circulation Research, 2017; 120(7): 1183–1196.

[11] Matej Bajzer R J S. Physiology: obesity and gut flora[J]. Nature, 2006; 27(7): 710–718.

[12] Yano Jessicam, Yu K, Donaldson Gregory p, et al. Indigenous bacteria from the gut microbiota regulate host serotonin biosynthesis.[J]. Cell, 2015; 161(2): 264–276.

[13] Cox Lauram, Yamanishi S, Sohn J, et al. Altering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during a Critical Developmental Window Has Lasting Metabolic Consequences[J]. Cell, 2014; 158(4): 705–721.

[14] Manrique P, Bolduc B, Walk S T, et al. Healthy human gut phageom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113(37): 10400–10405.

[15] Horowitz A, Chanez-Paredes S D, Haest X, et al.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and tight junction regulation in gut health and disease[J].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23; 20(7): 417–432.

[16] Wu G, Xu T, Zhao N, et al. A core microbiome signature as an indicator of health[J]. Cell, 2024; 187(23): 6550–6565.e11.

[17] Snodgrass J L, Velayudhan B T.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as a Keystone Species of the Gut Microbiome: A Systemic Review of Dietary Impact on Gut–Brain and Host Healt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6; 27(3).

[18] Devriese S, Eeckhaut V, Geirnaert A, et al. Reduced Mucosa-associated Butyricicoccus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Correlates with Aberrant Claudin-1 Expression[J]. 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 2017; 11(2): 229–236.

[19] Yamada T, Hino S, Iijima H, et al. Mucin O-glycans facilitate symbiosynthesis to maintain gut immune homeostasis[J]. EBioMedicine, 2019; 48: 513–525.

[20] Ko H, Kim C J, Choi S, et al. Commensal microbe-derived butyrate enhances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function to boost mucosal vaccine efficacy[J]. Microbiome, 2026; 14(1).

[21] Kong J, Yang J, He C, et al. Regulation of endotoxemia through the gut microbiota: The role of the Mediterranean diet and its components[J]. Apmis, 2024; 132(12): 948–955.

[22] Cani P D, Amar J, Iglesias M A, et al. Metabolic Endotoxemia Initiates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J]. Diabetes, 2007; 56(7): 1761–1772.

[23] Jie Z, Xia H, Zhong S-L, et al. The gut microbiome in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8(1).

[24] Ma Q, Li Y, Li P,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intestinal flora[J].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2019; 117.

[25] Guarner F, Malagelada J-R. Gut flora in health and disease[J]. The Lancet, 2003; 361(9356): 512–519.

[26]鹿凤娇, 徐甜, 李景南. 酪酸梭菌和丁酸对肠黏膜屏障保护机制的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6; 38(3): 350–355.

[27] Guo P, Zhang K, Ma X, et al. Clostridium species as probiotics: potential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2020; 11(1).

[28] 陈贤玉, 王昆华. 肠黏膜生物屏障的研究现状和进展[J]. 结直肠肛门外科, 2012; 18(4): 268–272.

[29] Zhu L, Luo Y, Liu Y,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ameliorates indomethacin-induced enteropathy by promoting MUC2 secretion via suppressing the Notch pathway[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25; 16.

[30] Wu J, Zhou B, Pang X,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a butyrate-producing potential probiotic, alleviates experimental colitis throug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ctivation[J]. Food & Function, 2022; 13(13): 7046–7061.

[31] Wang K W K, Wang J, Yu F, Ye C. Protective Effect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on Escherichia coli-Induced Endometritis in Mice via Ameliorating Endometrial Barrier and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J]. Microbiol Spectr, 2022 Dec; 21;10(6):e0328622.

[32] Liu L, Zeng D, Yang M, et al. Probiotic Clostridium butyricum Improves the Growth Performance, Immune Function, and Gut Microbiota of Weaning Rex Rabbits[J]. Probiotics and Antimicrobial Proteins, 2018; 11(4): 1278–1292.

[33] Zhao H-B, Jia L, Yan Q-Q, et al. Effect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and Butyrate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s: Study of a Rat Model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J]. Frontiers in Physiology, 2020; 11.

[34] Liu H, Wang J, He T, et al. Butyrate: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Health?[J]. Advances in Nutrition, 2018; 9(1): 21–29.

[35] 崔艳如, 王琳杰, 庞日朝, 等. 丁酸盐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进展[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4; 44(11): 2799–2803.

[36] Chakraborty P, Laird A S. Understanding activity of butyrate at a cellular level[J].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2025; 20(8): 2323–2324.

[37] 杜君义, 梅璐, 于泳. 益生菌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治疗及对肠功能的影响[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3; 35(7): 821–825.

[38] Moura I B, Buckley A M. Using nutrition to help recovery from infections[J]. Current Opinion in Gastroenterology, 2024.

[39] 徐丹. 如何把失衡的菌群“调”回来[J]. 大众健康, 2021(8): 23–24.

[40] 肖洋洋, 陈启仪, 黄作喜, 等. 肠道微生态与结直肠癌及其诊疗的研究现状[J]. 结直肠肛门外科, 2024; 30(6): 664–667.

[41] Fatima S N, Arif F, Khalid R, et al. Immunomodulatory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autoimmune disorder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gut microbiota based therapeutic strategies[J]. Microbial Pathogenesis, 2025; 207.

[42] 支文强, 李亚峰. IgA肾病与肠道微生态及肠黏膜免疫关系的研究进展[J]. 微生物学通报, 2024; 51(7): 2271–2279.

[43] 刘淑月, 秦超. 肠道微生态对老年脓毒症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医生, 2025; 63(12): 113–116.

[44] 唐余燕, 孙蔚倩, 贺海东, 等. 肠黏膜TLR4/NF-κB通路激活与伪无菌IgA肾病小鼠肾损害有关[J].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2023; 39(10): 865–871.

[45] 辛洪杰, 白杨. 酪酸梭菌在胃肠道疾病中的研究与应用进展[J].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2020; 25(5): 677–680.

[46] Seki H, Shiohara M, Matsumura T, et al. Prevention of 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 in children by Clostridium butyricum MIYAIRI[J]. Pediatrics International, 2003; 45.

[47] Stoeva M K, Garcia-So J, Justice N, et al. Butyrate-producing human gut symbiont, Clostridium butyricum, and its role in health and disease[J]. Gut microbes, 2021; 13(1): 1907272.

[48] Louis P, Duncan S H, Mccrae S I, et al. Restricted Distribution of the Butyrate Kinase Pathway among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from the Human Colon[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2004; 186: 2099 – 2106.

[49] Xu J, Xu H, Li J,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induced balance in colonic retinol metabolism and short-chain fatty acid levels inhibit IgA-related mucosal immunity and relieve colitis developments[J]. Microbiological Research, 2025; 298.

[50] Hua D Y Q, Li X, Zhou X, Kang Y, Zhao Y, Wu D, Zhang Z, Li B, Wang X, Qi X, Chen Z, Cui G, Hong W. The combination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and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mitigates DSS-induced colitis and attenuates colitis-associated tumorigenesis by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reducing CD8(+) T cells in mice[J]. mSystems, 2025 Feb 18; 10(2):e0156724.

[51] Mariana X Byndloss E E O, Fabian Rivera-Chávez,Connor R Tiffany,Stephanie a Cevallos,Kristen L Lokken,Teresa P Torres,Austin J Byndloss,Franziska Faber,Yandong Gao,Yael Litvak,Christopher a Lopez,Gege Xu,Eleonora Napoli. Microbiota-activated PPAR-γ signaling inhibits dysbiotic Enterobacteriaceae expansion[J]. Science, 2017 Aug; 11;357(6351):570-575.

[52] Tang X. Probiotic Roles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in Piglets: Considering Aspects of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J]. Animals, 2024; 14(7).

[53] 吕存女 邝欣, 张雪平,邹开勇,孟筱琦. 酪酸梭菌与婴儿双歧杆菌对艰难梭菌体外生物拮抗作用的研究[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01(4): 40–42.

[54] 张树波, 崔云龙, 吴顺娥,刘端,万阜昌. 酪酸梭菌的抑菌作用研究[J]. 中国新药杂志, 2002(4): 322–324.

[55] 陆俭, 张雪平, 孟筱琦. 酪酸梭菌和婴儿型双歧杆菌对霍乱弧菌的拮抗试验[J]. 微生物学通报, 2000(5): 338–341.

[56] 朱晓慧, 唐宝英, 刘佳. 酪酸菌对肠道有益菌的增殖作用和共生关系研究[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04(4): 4–5+7.

[57] Donohoe Dallas r, Garge N, Zhang X, et al. The Microbiome and Butyrate Regulate Energy Metabolism and Autophagy in the Mammalian Colon[J]. Cell Metabolism, 2011; 13(5): 517–526.

[58] Peng L, Li Z-R, Green R S, et al. Butyrate Enhances the Intestinal Barrier by Facilitating Tight Junction Assembly via Activation of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in Caco-2 Cell Monolayers[J].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2009; 139(9): 1619–1625.

[59] Wang J, Ma J, Li Y,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ameliorates atherosclerotic inflammation through reg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J]. 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 2026; 174.

[60] Jing Xu J L, Haoming Xu, Xue Guo, Youlian Zhou, Yuqiang Nie. 修改Clostridium butyricum attenuates intestinal barrier injury by promoting PPARγ-mediated efferocytosis in macrophages[J]. Gut, 2024; 73(Suppl 2):A167.

[61] Song S, Shi K, Fan M,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and its metabolites regulate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through miR-146a to antagonize gouty arthritis[J].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2026; 80: 943–960.

[62] Liang L, Yang C, Liu L, et al. Commensal bacteria-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suppress ulcerative colitis through regulating the macrophages polarization and remodeling the gut microbiota[J]. 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2022; 21(1).

[63] Yang Q, Zaongo S D, Zhu L, et al. The Potential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to Preserve Gut Health, and to Mitigate Non-AIDS Comorbiditie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J]. Probiotics and Antimicrobial Proteins, 2024; 16(4): 1465–1482.

[64] 李延鸿, 朱怀军. 以美沙拉嗪为对照的酪酸梭菌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Meta分析[J]. 海峡药学, 2019; 31(5): 94–97.

[65] 江学良, 张伟, 张玉琦, 等.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及卫生经济学评价[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5; 27(11): 1291–1294+1299.

[66] 林金祥.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英夫利西单抗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效果及对肠道菌群、血清IL-17、sICAM-1、TNF-α水平的影响[J]. 中国医药科学, 2022; 12(21): 197–200.

[67] Sun Y-Y, Li M, Li Y-Y, et al. The effect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on symptoms and fecal microbiota in diarrhea-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Scientific Reports, 2018; 8(1).

[68] 于杰. 酪酸梭菌活菌片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疗效[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5; 27(7): 802–804.

[69] 刘克锋, 赵杰, 何亮伟, 等. 酪酸梭菌活菌对防治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安全性和有效性的Meta分析[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2; 34(2): 168–174.

[70] Hagihara M, Ariyoshi T, Kuroki Y,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enhances colonization resistance against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by metabolic and immune modulation[J]. Scientific Reports, 2021; 11(1).

[71] Gómez-Escudero O, Remes-Troche J M. Approach to the adult patient with chronic diarrhea: A literature review[J]. Revista de Gastroenterología de México (English Edition), 2021; 86(4): 387–402.

[72] 吕俊玲, 李婷, 裴艺芳, 等. 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治疗急慢性腹泻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2020; 18(9): 48–52.

[73] 于丽瑞, 王东丽, 李芳. 醒脾养儿颗粒联合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治疗婴幼儿迁延性腹泻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3; 39(1): 98–100.

[74] 朱苏生, 虞美华. 烧山火针法联合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慢性腹泻寒湿证临床研究[J]. 新中医, 2023; 55(6): 140–144.

[75] Karthick V, Thamarai R, Amalraj S, et al. The role of microbiota derived metabolites in modulating diabetic inflamm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Molecular Histology, 2026; 57(2).

[76] Umirah F, Neoh C F, Ramasamy K, et al. Differential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betwee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 systematic review[J]. 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2021; 173.

[77] 叶蕾, 倪林.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利拉鲁肽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疗效及对肠道菌群的影响[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1; 33(6): 699–703.

[78] 严华, 郭美.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联合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治疗[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1; 33(8): 949–953.

[79] 贾艳新. 丁酸梭菌对小鼠白色脂肪代谢的调控作用及其机制研究[D]. 山东农业大学, 2023.

[80] Li H, Jia Y, Weng D,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Inhibits Fat Deposition via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Adipose Tissue‐Resident Regulatory T Cells[J]. Molecular Nutrition & Food Research, 2022; 66(12).

[81] Yin C, Fan P, Mou X,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Ameliorates Atherosclerosis by Regulating Host Linoleic Acid Metabolism[J]. Microorganisms, 2025; 13(6).

[82] Seefeldt J M, Homilius C, Hansen J,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 Butyrate Is an Inotropic Agent With Vasorelaxant and Cardioprotective Propert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24; 13(9).

[83] He Y, Fu L, Li Y, et al. Gut microbial metabolites facilitate anticancer therapy efficacy by modulating cytotoxic CD8+ T cell immunity[J]. Cell Metabolism, 2021; 33(5): 988–1000.e7.

[84] 史新龙, 陈小婕, 李晶晶, 等. 益生菌酪酸梭菌胶囊在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的保护作用研究[J].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2020; 25(10): 1306–1310.

[85] 康细堂.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抗菌药物对结肠癌患者术后炎症反应及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J]. 福建医药杂志, 2025; 47(2): 48–50.

[86] Hongqi C, Yang X, Chenzhang S, et al. 益生菌制剂对结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J].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 2014; 22(2): 81.

[87] 魏才翔, 黄金霞, 黄晓华, 等. 体外产气法评价稻草-木薯渣发酵裹包替换青贮玉米的最佳比例[J]. 中国饲料: 1–6.

[88] 刘琳, 郑智俊, 秦环龙. 酪酸梭菌的临床应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5; 37(11): 1343–1348.